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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7日，“明亮时刻——花城出版社45周年暨第九届花城文学奖颁奖活动”在阿那亚艺术中心广州馆举行。值此颁奖之际，我们走近本届获奖作家，展开深度对话，从创作历程到时代观察，聆听文学思考与现实关怀，探寻文学回应时代、抵达内心，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，始终保有向前生长的力量。 在一个机器也能生成文字的时代，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在获得第九届花城文学奖的中篇小说《荧惑》中，张抗抗将笔触伸向了一个尚未抵达的未来——人工智能、元宇宙、火星移民……这些曾经属于科幻想象的事物，逐渐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。 作家张抗抗 从北大荒的青春岁月，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，再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，张抗抗的写作跨越了近半个世纪。她曾以文学记录时代的褶皱，也不断将目光投向个体命运深处。从历史记忆中的人性幽微，到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自主选择，再到《荧惑》对技术与人类未来的思考，她的创作始终没有停留在熟悉的题材与经验之中。正如她所说，作家不应被某种身份标签所限定， 写作需要不断走向新的生活现场。 此次来到广州参加花城文学周，张抗抗也重新谈起了自己与广东的文学缘分。从广东文学的地域表达与国际视野，到女性主体意识的时代变化，再到AI对文学创作的冲击，她的思考始终落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：文学如何与时代同行？ 或许，在技术不断刷新人类想象边界的今天，文学最珍贵的价值，恰恰在于它始终牵系着人的情感、经验与灵魂。而张抗抗仍愿意继续写下去，继续追问那些关于人、关于生活、关于未来的问题。 “中国文学无形中吸取了 广东性格中最优秀的那部分” 南都：您祖籍广东新会，早年曾写下《新会印象》，2000年以后写下《江门是一座旋转门》，与《花城》也有着长期的文学缘分。多年后再回广东，您对这片土地的认识有何变化？在您看来，岭南经验能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哪些独特的精神资源？ 张抗抗： 近代史上，广东始终开风气之先，从政治、经济到文化，都是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的领跑者。我的父亲的祖籍江门市蓬江区，近年来成为广东重要的经济发展地区，老家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广东是当代文化的重要传播之地，《花城》《作品》《随笔》《南方都市报》等报刊坚守文学理想与人格独立精神，成为一方文学思想高地。岭南经验，意味着革除陈旧意识，大胆创新、冲破藩篱，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。广东人是最勤奋、最务实的实践者、行动者。中国文学无形中已经吸取了广东性格中最优秀的那部分。但是广东人不善也不屑宣传自己的成果，而是润物细无声，无形中影响着全国民众。 南都：近年广东持续推动大湾区文学交流与国际传播。您认为，文学“走出去”最重要的是传播中国故事，还是创造能够跨越文化差异、触及人类共同经验的文学作品？广东可以从哪里找到自己的表达优势？ 张抗抗： 传播中国故事严格说并非文学的全部追求，文学是人类精神的载体，世上所有的人性都是相通的，这是文学的根本。用文学当做宣传品，不是文学的本意。写好中国故事也要考虑到这个故事是否让别国读者感兴趣，他们是否从中国故事中获取了自己需要的营养。否则，即便“走出去”了，仍然无法进入对方的内心，很难产生期待中的影响力。广东作者身处沿海以及大湾区中心位置，自然具有更多的优势：观察事物的视野、信息传递、生活方式的不断更新………可以产生更多的自觉性，文学表达的方式不拘于岭南，而是“国际化”的语言形式，用“国际化”的眼光讲好中国故事。 南都：您曾肯定《花城》的文学性、创新性与实验精神。面对当下的文学出版环境，您认为文学刊物应如何为新的写作探索保留空间？广东文学又如何形成更鲜明的审美与思想辨识度？ 张抗抗： 文学刊物应该尽量保留写作的探索空间，《花城》一直保持着这种探索精神，很可贵。每一期，都有新鲜感。近年来，广东文学中的打工者文学，得到了令人欣喜的发展，这是好的现象。广东文学要得到鲜明的辨识度，除了写出岭南的地域文化，还有南国的语言风格、南国的人物特色。广东的审美趣味很独特，它带有地缘文化色彩，口语语言虽然难懂，但是很有韵味，需要使用特殊的文字表现。改开以后，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广东，改变了广东的语言大环境。现在它是开放的、融合的。地道的原住民，广东方言+普通话，外来人与本地人的语言杂糅，构成了今天的广东文学语言。它更有现代气息，更丰富。这是广东文学的特点，广东的写作者尽可让读者欣赏到这一特色。 “我是一条流动的河 没有固定的地域文化制约” 南都：从杭州到北大荒，再到北京，跨越南北的生活经历塑造了您的文学视野。您曾将自己比作一条流动的“运河”，而非扎根一地的“深井”。这种迁徙经验如何影响您对故乡、地域与人的理解？ 张抗抗： 我是一条流动的河，没有固定的地域文化制约。对于我曾经生活过的杭州、北大荒、哈尔滨以及我如今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北京，我站在高处俯瞰。其实任何一个地方，人性的本质是相同、相似的。就以这一届“花城文学奖”我获奖的作品中篇小说
